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当英年的杨振宁曾经与父亲杨武之、儿子杨光诺一同留下合影，祖孙三代拥有五官神似的东方脸孔。多年之后再看，杨武之被誉为第一个将现代数学带入中国的科学家，杨振宁是誉满全球的诺奖获得者，而第三代杨光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之后走上了电脑工程师的道路。三代人的选择冥冥中有着某种传承的意味，令人不由得感慨基因的神奇。

　　当然实际上，这个大家族一代代都有人走上与研究相关的道路，并不是什么DNA决定一切的神奇例证，而是家族氛围、家庭教育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杨武之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896年。他的父母早亡、家庭一度失去了顶梁柱，全靠叔父的鼎力支持才修完了高等师范的学业，在当时的安徽省立二中任教。

　　杨武之自己当学生时，靠着毅力与自律才顺利完成学业，因此当了教师，也对学校的学习环境、学习纪律投注了许多精力，对校内的纨绔子弟严加管束。这样一来，他得罪了不少有钱有势的家长，又有学生因此寻衅闹事，最后导致杨武之愤而辞职。

　　这件事情对他刺激颇深，他认为当时整个社会腐败积重难返，必须以民主、科学的思想求改变。于是他积极准备参加留学考试，走自己理想中“科学救国”的正道。

　　1928年秋季，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拿到了数学博士学位，随即回归祖国，先后执教于厦大、清华、西南联大、复旦等，成为当时国内极富声望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任教清华期间，他主导成立了清华理科研究所算学部，自任教授和系主任长达二十余年，首次将现代数学带进了中国课堂，多年来培养了大量人才。

　　教学授课之外，他自己将主要精力投注在“近世代数及数论”的研究上，为中国近代数论研究的开创者和先驱者。在他的学生和影响者中，包括了华罗庚、陈省身等大师名人。

　　华罗庚曾援引“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的古语，说“我之鲍叔乃杨师也”，“杨师”指的就是杨武之。在厦大授课时他发现一个名叫柯召的学生很有天分，便不但对其特别关怀照顾，更推荐他转学清华、建议他留学英国，促使他成长为数论和组合论领域的著名学者。

　　杨武之本人治学严谨、不吝提携后进，是在教学上极有建树的师长，对自身子女的教育同样很看重，尤其注重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兴趣培养。

　　1973年5月，杨武之在临终前给儿女们留下遗言，说自己在他一生的时间里，上对得起国家民族，下对得起妻子儿女，一生清白，一身正气，无愧于心。他与妻子共同抚养了五个子女，除了五弟振复之外，个个都是人才，杨振宁的成就更足以为中华民族争光。自己“无愧社会，也无愧祖先”，同样也对得起妻子和儿女。

　　实际上，由于早年奔波于学业、在外留学，长子杨振宁的启蒙教育主要是由母亲来督促完成的。他的母亲本身并没有接受过新式教育，自然也无法为儿子保障同样的教育环境。杨振宁幼年时随母居住合肥，在母亲教育下学会了数千个汉字，可见他的母亲十分重视传统教育打基础的部分。

　　杨振宁《曙光集》中说道，父亲出国留学，为时大约有五年。到了1928年夏天，杨武之完成博士学业后乘船回国，和杨振宁母子在上海会合，这一次见到父亲，简直就“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也幸好杨武之在完成学业归国之后，许多年一直都与家人在一起。他们先是居住在厦门，因为杨武之获得了任教厦大数学系的邀请，最近一段时间内，杨振宁更多地得到来自父亲的亲身教育。

　　杨振宁在回忆之中，将厦门一年的生活概括为“幸福”，生活十分惬意。在初次接触的现代住所里，他第一次用上了电，第一次用了抽水马桶，牛奶、香蕉……，不少以前生活中不易接触到的新鲜事物，都在那一年中纷至沓来。

　　在同时，杨武之也教了儿子很多东西——用大球、小球作为模型，讲解太阳、地球和月球如何运转；教儿子学习英文字母；教算术、教鸡兔同笼等等古老又经典的问题。

　　杨武之自己深耕数学，也早早就看出儿子在这方面颇有天赋。不过他并没选就此以教授数学为主，而是博采众长，注意让儿子构建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理科知识之外，他也教唐诗、中国古代史，甚至还教干支纪年、八卦、围棋一类比较“杂学”的部分。

　　杨振宁后来曾说，父亲对他们子女的影响很大，自己从小就受到父亲影响而对数学有浓厚兴趣，这对他后来走上物理研究的道路有决定性影响。

　　在传授知识之外，杨武之身上还有那种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修身、爱国、立业的色彩。从青年时期开始，他就最欣赏北宋名臣范仲淹的人生态度。他衷心期盼祖国强大，时刻希望实现“科学救国、科学兴国”的梦想，也一直努力将这份情怀传递给自己的子女后人。

　　任教清华期间，长子杨振宁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已经逐渐凸显出来，但杨武之却并没有采取较为“直接”的做法，比如教儿子几何学和微积分。他请了一位历史系的学生，利用假期时间教授杨振宁学《孟子》。日常教儿子唱的歌曲也都是“上下数千年，一脉延”这一类。

　　在学校读书的课余时间，杨振宁从小就喜欢东翻西看。他很小时候就看过艾迪顿作品《神秘的字宙》，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较新、影响较大的物理学现象与理论。这本书能够说是第一次激发了他关于物理学的极大兴趣，他看完之后就对父母放“大话”，说自己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当初那成长期的七年时间，是杨武之和杨振宁时常都在一起的七年，也是子辈从童年逐渐迈入成人的阶段。杨振宁曾说是父亲介绍自己“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也为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几十年后杨振宁再次提到父亲、数学和自己之间的关系——物理学界的同事们不少都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但也许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他是较为欣赏数字的：它既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其中的一些美妙概念，竟对物理世界有着支配力量。

　　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杨振宁离开家庭，循着父亲当年的足迹到美国去求学。在当时，父母大概只觉得雏鹰长成、到了振翅高飞的时候，但谁也没想到他真的应验了少年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新中国成立后，杨武之在复旦大学任教，全家都居住在上海。而当时人在美国潜心研究的杨振宁，与家中从始至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若干年的时间内，杨家似乎并没有放出国关于杨振宁归国的风声。直到1957年，一条来自瑞士日内瓦的工作邀约改变了整个局面。

　　瑞士是二战中立国，该国早在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建交。如今来自日内瓦的工作邀约让杨振宁获得了几个月居住瑞士的机会，他多年来一直挂念着长居上海的父亲，便提前向家中发了电报，商量赴瑞士团聚的计划。

　　此前的1950年8月，时年28岁的杨振宁和23岁的杜致礼结婚。但直到长子杨光诺出生，杨武之也没机会亲眼见见儿媳和孙子。

　　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1957年1月该理论得到了实验的证实，遂成为科学界基础理论上的重大发现，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杨振宁、李政道当时己成为国际知名的青年物理学家，而且引起了国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比如，官方学术组织中国物理学会就于1957年2月18日向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分别发去了贺电：“我们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对你最近在物理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的物理学家们为你们的成就感到巨大的赞佩和骄傲，并祝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接到来自儿子的电报，杨武之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他很快就亲笔写信向周总理求助。据杨振宁的三弟杨振汉回忆：“父亲即亲笔写信给周总理，请求能去瑞士同大哥见面，并打算乘此机会说服大哥，要他不去台湾，最好回到中国大陆来。”

　　也正是因为杨振宁逐渐上升的声望和科研成就，以及杨武之主动提出说服儿子回国的态度，使得这一次的日内瓦之行成为可能。周总理批准了这次出行，国务院办公室派人先到复旦大学找到了杨振宁之妹杨振玉，一同去华东医院看望杨武之。

　　当时杨武之身体抱恙，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协调下，杨武之先到了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待身体健康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好转之后再前往瑞士。从北京启程之前，他甚至还专程去了一趟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看望从来没见过面的亲家杜聿明。杜聿明写了一封给女儿的亲笔信，也拜托杨武之带了过去。

　　这一年的6月，杨武之顺利抵达日内瓦，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也见到了儿媳和孙子。在日内瓦相聚期间，杨武之没有忘记自己向周总理的承诺，积极争取杨振宁。他向杨振宁介绍了新中国的种种变化，新生事物和全新气象，一行人还一起去中国驻日内瓦领事馆看了纪录片《厦门大桥》。

　　当时，杨振宁和李政道已经接到过来自台湾的不少拉拢，想让他们到台湾工作，或者至少过去讲学。杨武之则谆谆告诫二人：即使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认为不适合回到中国大陆，但绝对不可去台湾。当前的形势是中国大陆必将一天天强盛起来，而台湾势必萎缩，这才是当今的潮流。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共同获得该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外，1954年时杨振宁还与米尔斯博士创立了“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这是研究凝聚原子核力的著名理论。1986年后，他又获得美国科技界诸多奖章，并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1994年6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1950年8月26日，28岁的杨振宁和23岁的杜致礼结婚。当时也在美国的胡适之先生引荀子《天论》为振宁、致礼夫妇题词：“从天而颂之，敦与制天命而用之。”

　　1951年7月上旬，收到振宁拍来的孙儿已在美国平安出世请求爷爷命名的电报，武之先生复电，给长孙取名“光诺”。他希望将来能光耀于诺贝尔奖的遗孙之愿，想不到仅过6年便由儿子“提前”实现了！

　　杨武之在1957年去日内瓦探亲时，他给杨振宁、杜致礼题词：“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1997年6月30日夜，当杨振宁有幸在香港会展中心参加香港回归庆典，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7月1日零时庄严升起时，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父亲。如果一生期盼科学兴国、祖国强盛的父亲能够亲眼目睹这一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他本人还要激动。父亲在九泉之下如果知道儿子躬逢盛典，大概会兴奋地将陆放翁的名句改成“国耻尽雪欢庆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他的长子、承接了祖父殷切期待的杨光诺，毕业后成为电脑工程师，次子杨光宇是名化学家，女儿选择的职业则是医生。这一家人确实堪称“英才教育”的优秀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