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中国，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鲁迅、林语堂、胡适等140 余位国人，发表了 244 个“梦想”。

　　其中，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的话，最为简短有力：“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条件便是：人人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穿越80多年的历史岁月，透过这句略显不雅的话语，我们仍能清晰感受到一种炙热的情感和迫切的愿景。厕所，也浓缩成一个度量文明的鲜明符号。

　　当今的中国，抽水马桶慢慢的变成了大多数家庭的“标配”。城市公厕建设水准不断升级，中国正在集中力量啃下“农村厕改”这块“硬骨头”。

　　《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在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在这场由习主持的会议上，“厕所革命”上升至国家层面。

　　厕所是文明的尺度，也是国家发展的注脚。回望新中国70年壮阔征程，厕所映射着国人卫生习惯的改变，影响着亿万群众的出行，关系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全局。“厕所革命”所承载的意义，要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宽广。

　　“男不长，女不生，骨如柴，人变形，体无力，腹水盈。”这是患了血吸虫病的可怕症状。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患病后的人极度消瘦，出现腹水、巨脾等症状。血吸虫病不仅使人丧失劳动能力，严重的人甚至危及生命。

　　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大山深处的普格县特兹乡的老百姓曾被这样的痛苦折磨着。

　　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潮湿的地表孳生出大量血吸虫虫卵寄居体——钉螺。钉螺正是血吸虫病传播的中间宿主。

　　“原来村里很多人因为这个病，丢了命。”特兹乡的老人回忆起多年前的情景，依然十分恐惧。曾经，四川多地均有因血吸虫病导致十室九空、人绝户灭的记载。

　　“防治工作的第一步，是动员当地群众去规定的地方上厕所。”四川省疾控中心寄生虫病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和记者说，人、畜的粪便是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源之一。

　　血吸虫病，这一骇人的疾病，直到2015年，凉山州普格县全县才达到阻断标准。

　　特兹乡乡长方林和记者说：“卫生厕所和沼气池建设在村中普及率基本达到90%，使用率达到95%，有效控制了传染源。”

　　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艺彪看来，“厕所革命”不仅促使了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的改善，也改变了大部分村民的旧有观念。“厕所的修建有利于控制血吸虫病及肠道疾病的传染，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环境普遍不整洁，不少农村人畜同居，人无厕、畜无圈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使得疾病控制防疫工作十分艰难。一些极度影响人们健康的肠道传染疾病如痢疾、伤寒等高发。在儿童群体中，蛔虫病的患病率高达70%以上。

　　农村厕污问题曾在中国广泛存在，这源于农耕文明中“庄稼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的观念。农耕文明时期的厕所文化，让人们将堆肥、收集人粪尿等视为寻常之事。

　　在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写道，农民们每天都从便池舀起液体粪便，穿过村落挑到田间，给农作物施肥；并且人们在同一条凤凰溪打水和涮马桶。

　　如何合理收集并处置粪肥，使其既能为农业所用，又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是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问题。

　　1952年，题词指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周恩来、亲自担任前两届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各地区、各部门广泛发动群众，以除“四害”、讲卫生、整治环境为重点，开展群众性卫生活动。

　　“两管五改” 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村环境卫生工作的核心词汇，其中“一管”为管粪，“一改”为改厕所。

　　“爱国卫生运动抓住了农村卫生工作中管水、管粪两个主要环节。通过管水、管粪，改良饮水水源和改良厕所，可以有效控制粪便中的致病微生物对水、食物和环境的污染，降低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同时还能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产生无害化的有机肥，增加收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心研究员付彦芬表示。

　　与多年前的“管粪、改厕”不同，十八大以后的新一轮“厕所革命”更多了一层健康中国的深意。“厕所革命”的第一环，紧紧扣在健康中国的进程中。

　　“厕所革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一样的时代意义。 专家学者将“厕所革命”定义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旨在改善公众健康和环境质量。

　　付彦芬指出，“厕所革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粪便管理，到20世纪80年代的初级卫生保健，到90年代开始的卫生城市创建，再到如今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其与国家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

　　记者注意到，在卫生状况得到基本改善后，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变中，“厕所革命”出现了新的迫切性——

　　经济快速地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带来的人口高度聚集与流动人口的与日俱增，1980年城镇人口已达到1.9亿，有限的公厕完全没有办法满足基本需求。

　　中国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不断弱化农村对人粪尿等有机肥料的依赖。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些“无法还田”的城市排泄物亟需通过城市下水管道系统处理。

　　改革开放吸引海外观光客蜂拥而至，当发达国家的人们观望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厕所时，对中国厕所感到的严重不适，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有国外游客向大使馆致信表示，中国风景优美，吸引着广大游客，但是人们低估了公厕干净卫生的影响力。

　　城市流动人口的骤然增加、有机肥料无处可去、外国游客的批评指摘……在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的双重推动下，改善城市公厕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场厕所卫生的整治，在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与有识之士的大力推进中探索前行。

　　1990年，借助举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的契机，北京市政府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容整洁行动，这中间还包括对公共厕所的卫生整治。根据《中国“厕所革命”的30年故事》记载，1984年至1989年,北京市新建、改建公共厕所1300多座，使6000多座公共厕所基本达到了水冲厕所的干净卫生的要求。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末，也有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在中国推进一场“厕所革命”的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朱嘉明从国外考察回来后于1988年出版了《中国：需要厕所革命》。书的前言写道：“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千头万绪。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需要有一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精神。一个国家的厕所状态，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和水准。”

　　“新城新区不欠账，老城老区尽快补上”。经过近30年的持续推进，截至2018年底，全国城市和县城环卫部门管理的公厕数量达到18.2万座。

　　2018年，北京市公共厕所数量达19008座，在特大城市中保有量世界第一。按照设置目标，在四环路以内，每平方公里就有20座公厕，人们步行5分钟内就能找到厕所。

　　如今，北京推行的“第五空间”公厕，一改以往的形象和只能“解决内急”的单一功能，成为家庭空间、工作空间、休闲空间、互联网空间之外的又一个空间。

　　厕所，这一“天大的小事”，从民生短板一跃成为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的助力跳板。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采取有明确的目的性的举措，一件接着一件抓，抓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

　　2015年4月，习专门就“厕所革命”作出批示，要求从小处着眼，从实处着手。厕所，从旅游系统开始率先改建。不久后，推进到农村领域。

　　“长久以来，改厕的难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新一届集体敢于动真碰硬，解决我们正常的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接受人民网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

　　40多年前，陕西省延川县冯家坪乡赵家河村建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男女分开的厕所。翻修它的人，正是当时在赵家河村蹲点的知青习。

　　夏日的午后，东升村的主干道上，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各家各户门前的小菜园，硕大饱满的西红柿和青翠的黄瓜挂在架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草香气。

　　“改厕以前，每家每户的旱厕都盖在临街的地方，村民觉得反正是盖在公共区域，脏乱差与自己无关。”东升村街道办事处改厕专办李星宇描述道。

　　直到2018年5月，一封倡导改厕的《致农民朋友一封信》贴在村口的公示栏，由村里党员带头改厕，到村民“跟风”，拆旱厕，建户厕，空地盖菜园，东升村村貌焕然一新。

　　早在30年前，各地已经着手对农村厕所做改造，但收效甚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农民不愿意在这项“看不到直接收益”的建设上花钱，认为这是浪费钱财。

　　钱包鼓不鼓、观念新不新，经济条件、生活小习惯与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度，往往影响着农村厕所改造的进度。在这里，“厕所革命”针对的不仅是基础设施，更是一个庞大群体的固有观念。

　　1981年，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那个质朴而古老的山村，就是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的幸福村。这里坐拥大片古木山林，民居错落，炊烟袅袅。

　　在改厕之前，村前屋后还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露天粪坑，粪便暴露、苍蝇横飞、臭味弥漫。将未经处理的粪便直接倾入田间做有机肥，村民虽然不满意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早已习以为常，认为“没有粪便臭，哪有五谷香”。

　　近年来，随着“厕所革命”在全国的掀起，丹棱县也着手推进农村改厕工作。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幸福村总户数470户，卫生厕所429户，卫生厕所普及率91.28%。

　　洗手池、镜子、贴着瓷砖的墙……走进幸福村村民的家中，厕所样貌已与城市公寓并无二致。

　　付彦芬指出，在农村推进改厕，常常与农村里的生活垃圾治理、农村污水治理、乡风文明提升等“打包”实现，共同成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变化，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建设。

　　从设想到落地，相较于城市，农村现代化厕所想要大范围推广，需要更加多的“热身运动”——

　　接上电、用上水、修上路。有了照明设施，才能加盖屋顶，不用露天照明；用上水，才能普及水冲厕所；修上路，与现代生活接轨，水泥、瓷砖、马桶才能更快运到村里。

　　“习惯改变是一个过程。聚居型、散户型和小规模联户型也有不一样的改厕模式。”长安区爱卫办的卫俊利这样说，“户看户，村看村，以点带面，逐渐铺开。”基层干部经过探索、试点、再探索、再试点、再推广，因地制宜，一村一策，以点代面，农村改厕之火逐渐呈燎原之势。

　　“农村的‘厕所革命’的动机已经从‘为了卫生’转变为‘为了舒适’。”付彦芬介绍。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李伟国在今年7月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18年全国完成农村改厕1000多万户，农村改厕率超过一半，其中六成以上改成了无害化卫生厕所，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厕所革命”的成功还有赖于技术的革新升级，管理的社会化和规范化，以及政府持续的关注和引导。在初步实现厕所的无害化后，实现厕所的资源化、人性化、节约化，也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2017年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每年全球因为厕所问题的经济损失高达2600亿美元，死于环境卫生造成的腹泻等疾病的儿童高达56万人。

　　“我没办法理解我们能把火箭送上火星和月球，却修不好一座厕所，停止这一个国家里的随地大小便行为。”印度演员库玛尔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的一席话，在印度和国际上引发热议。

　　中国的“厕所革命”如何能够迅速推进？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进一步探索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厕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层层部署落实这件“小事”，并力图从制度上予以保障。

　　资金补贴鼓励支持——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的人介绍，中央财政从2019年开始，利用5年时间对地方的农村“厕所革命”进行支持。今年安排70亿元资金，据测算，会惠及超过1000万农户。

　　多个部门联动协作——在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挂帅，成立“厕所革命”领导小组。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省旅发委副主任等10余位厅局级领导，成为小组成员。

　　基层制度保障落实——西安实行四级厕所“所长制”，3000多名所长挂牌上岗。记者在西长安街府东路公厕看到，所长管理公示栏上，长安区委书记王青峰的名字写在第一列。“王书记几乎每天都过来溜达一趟，检查勤着呢。”厕所清洁人员说道。

　　“顽疾靠猛药。”面对几千年的传统如厕环境和观念，近14亿人如厕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需要久久为功。从到基层所长，这一横一纵的体制为“厕所革命”搭建了落实路径图。

　　在福建，福安市为了小小的厕所，市里面一周一督查，一周一通报，一周一约谈，改厕的好坏直接跟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挂钩，“完不成任务是要打的”，福安市组织部部长尤峰云开玩笑说。

　　在青海，厕所的改建被称为“一号工程”，景区A级评定和复核中把厕所是否达标作为硬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倒逼城市和景区提高厕所数量和管理水平。

　　“中国在推进‘厕所革命’中展现的意志和决心值得敬佩。‘厕所革命’倡议发布以后，我们正真看到中国政府、企业、社会开展了全面动员，厕所建设、管理、服务和文明得到了普遍改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水源、清洁与卫生项目主任布莱恩·阿伯加斯特表示。

　　来自马拉维、肯尼亚、加纳等11个非洲国家的学员，随着农业农村部的培训班，一同参观中国农村的沼气厕所。马拉维的本杰明·莫尔，对中国农村户厕在沼气方面的发展利用，表示十分赞叹。他认为，这些发展模式可以复制到非洲国家。

　　淡灰色的大理石地面、通体洁白的洗手池、感应式的冲水马桶……在中国的许多公共场所，干净、卫生的厕所改善着人们的出行体验。

　　有学者指出，“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最好去看它的公厕。公厕怎样，城市文明就怎样。”

　　一位长期管理城市公厕的基层干部向记者表示：“我相信，环境是能教育人的。”良好的如厕环境，也涵养着良好的如厕文明。

　　“厕所革命”不仅仅带来文明习惯上的改变，也带来健康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进而转化为经济效益，迸发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勃勃生机。

　　从1949年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中国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自什么地方？世界充满好奇，时代不断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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